“诗越是写得出人意外，越能表现悲怆的境界”——追忆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的中译本译者、翻译家力冈总是觉得恩师力冈先生并没有离开人世，他说不定又为发现了艾特玛托夫式的新的俄罗斯作家的成名之作而欣喜不已，正在忙于新的翻译工作，所以好久没有来杭州了。

　　然而，最近在杭举行的“著名翻译家力冈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暨翻译艺术研讨会”上，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六十多位专家学者，聆听着许多专家发自肺腑的发言，我清醒地意识到，力冈先生实际上真的离开我们了，离开我们整整十个年头了。十年前，力冈先生在追忆《悠悠儿时情》的童趣中，在《含泪的圆舞曲》的伴奏下，怀里揣着《猎人笔记》，乘上《白轮船》，载着他的同行《高尔基》和《别林斯基》，沿着风光旖旎的《静静的顿河》，依依不舍地告别了《风雨人生》，去会见在他笔下得以《复活》的《日瓦戈医生》，还有《安娜·卡列尼娜》、《查密莉雅》和《上尉的女儿》……

　　力冈先生一生坎坷，磨难重重。但是正如他所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二月》一诗中所述：“诗越是写得出人意外，越能如实地表现悲怆的境界。”

　　力冈出生于贫苦家庭。由于家乡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他很早就失去了读书的机会。16岁的时候，他和两个年龄相仿的伙伴一起逃离家乡，从此开始了长达6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1948年底，他的家乡解放后，22岁的他立即投奔解放区，入济南华东大学学习。第二年，他被推荐到新华社山东总分社、《大众日报》社从事编辑工作。1950年，他考入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的俄语专业。三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来到了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的前身）外语系任教，并开始从事文学翻译工作。截至1956年，他发表了20多篇翻译作品，出版了第一部译著《里雅柯夫小说集》，其细密的文思、优美的文笔吸引了读者的目光。

　　1957年上半年，他被划为“右派”，开除公职。1960年，他被摘掉“右派”帽子，返回学校，重新登上讲台，又开始他所热爱的文学翻译事业。不久，他便以一部精美的译作《查密莉雅》轰动译坛。在“文革”中，他又被迫离开学校。等到1978年返回讲台，他已过“天命之年”了，但他却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投入到翻译事业中去。从此，直到1997年去世，他的译著一部接着一部面世，在翻译界和读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力冈先生认为：“人性是人类的最高美德。表现出深厚人性的作品，最能感人，最富有生命力。”他之所以对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发生浓厚的兴趣，正是由于在精神本质上他们是相通的。

　　正是由于艾特玛托夫的作品中有着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广博的人类情感，有着特有的真诚、打动人心、感化人的灵魂的道德力量，所以，他的作品受到力冈先生的关注。力冈翻译《查密莉雅》时，原著作者艾特玛托夫还是一个比力冈年轻两岁的尚不知名的青年作家，力冈以独特的眼光，发现了这部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译成中文后引起较大反响。

　　力冈先生所选择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颂扬的也是人性的伟大。小说反映的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中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在这次纪念会上，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烽题为《力冈译<日瓦戈医生>与我的创作》的发言，使我深受感动。王旭烽认为，虽然她从未见过力冈先生，但通过译作却已与力冈先生神交已久。力冈先生翻译的《日瓦戈医生》，她常备案头，并作为指导其创作的“圣经”，成了她人生最重要的两本书之一。她会后还告诉我说，她正在构思的一部长篇小说，就准备以翻译家为作品的主人公了。

　　力冈先生为人随和、热情。纪念会上，上海师大教授、博导朱宪生和力冈生前挚友、浙江省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沈念驹都提及了这样一件感人的小事：那是在六十年代，力冈的妻子突然患病，临时叫了一辆黄包车，等到力冈扶着妻子坐上车，才发现车夫是一位六十来岁的老人。他慌忙跳下车来，接过黄包车自己拉了起来，让老人跟着车子走，到了医院，他照样付给老人车钱。

　　记得力冈先生病重期间，我在杭州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期，到位于芜湖的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病房里陪伴他。两天之后，他就催我离开，生怕耽搁我的工作。而且，在这最后的时刻，他所想所思仍是他所钟情的文学翻译事业。尤其是牵挂他只译了三个多月，约十万字的篇幅，看来他今生今世已经来不及完成的《罪与罚》的翻译。他托付我接着完成这部书的翻译。我接受了先生的重托。

　　可以说，力冈先生一直在文学翻译这一岗位上工作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力冈先生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和文学翻译事业献出了自己全部的生命。

源自：文汇报